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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二天，易辉见义勇为的新闻出现在了本地各大报纸的头版，电视台也做了专访，市有关领导也来医院看望了他，市民送来的鲜花和水果堆了半病房，他很快就成了这个城市妇孺皆知的见义勇为的英雄。但面对这一切，他表现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默。女友来看过他两次，一周后，代替她来的却是她的父母，带了很多东西，还有厚厚一叠钱。他们抹着眼泪说：“原谅小丽吧，她是真心爱你的，可她也得为自己将来的幸福考虑啊……”他们刚走，一直沉默的易辉突然狂笑起来，接着就像一头怒狮，咆哮着砸烂了床头柜上所有的东西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绝食并且拒绝治疗，无论别人说什么他只是喃喃地念叨：“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”无奈之下，他的父母齐刷刷地跪在了他床头，“孩子，好歹也要活下去啊，你不能撇下我们啊……”易辉的泪水慢慢从他绝望的眼里涌了出来。然而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却是我，目睹这一切，我甚至想：如果让我选择，我宁愿被强暴，也不愿把这个原本与我不相干的人，彻底地害了。

　　在易辉住院的四个月里，我向公司请了长假，一直陪在他身边。他几乎每夜都会从噩梦中惊醒，满身是汗地颤栗，我只能把他的头紧紧揽在怀里，温柔地抚慰他：“别怕，有我在呢！”易辉才会慢慢平静下来。我觉得欣慰，甚至有一种圣洁的感觉，也许只有我能解救他饱受折磨的心。

　　1995年国庆节，我和易辉结了婚。这一切对于我来说，是那么自然，我并没有任何的委屈和抱怨。在道义、责任和怜悯这些原因之外，也有衍生出来的爱情。在那个黑夜，在那群野兽面前，他为了保护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所付出的一切，也足以换得我深深的爱。易辉本是个高大、英俊、幽默的男人，如果不是因为性方面的缺陷，他会是一个完美的情人或老公。那时我觉得，这并不重要，这不足以影响我们的生活。易辉对我坚定要结婚的决定并没反对，在一年多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他也依恋并依赖上了我。我很清楚，他愿意活下来，一半是因为父母，一半是因为我。

　　媒体再一次关注了我们的婚事，但这一次，我成了主角，所有的报道中，对我全是溢美之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