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写下这封信的时候，狄波拉心里一定明白，“妥协”二字与谢霆锋之间，有一道宽阔得足以装下整个太阳系的鸿沟。谢霆锋信奉的是“坚持”，不计代价、忠于自己的坚持。

　　16岁签约英皇（当时还叫“飞图唱片”），迎接他的并不是一条平坦的星光大道，相反，因为父母的威名，他所要面对的质疑远比别人来得更加猛烈。2002年，谢霆锋在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的采访时，曾经谈到这样一个故事。

　　“出道前两年，我在舞台上唱什么歌，自己完全听不到，不是扩音器和场地的问题，而是嘘声太大了！”台下坐着三万名观众，荧光棒在他们手里，不是加油助威的标志，而是恶意攻击的武器，他们一边大声喊：“小痞子，你回学校去吧！”一边不断地将荧光棒扔向谢霆锋。“我要唱歌，还要注意躲开那些荧光棒。但三万根荧光棒，无论如何也是躲不开的，一会儿左边‘砰’地一下被打到，一会儿右边又是‘砰’地一下。唱完了，还要说声谢谢，再回到后台。”

　　后台里坐满了艺人，他们是谢霆锋的长辈，或者同门师兄，但除了不发一言地看着他，谁也不知道该对这个16岁的男孩儿说些什么。面对那一室可怕的寂静，妥协，又是否能带来任何帮助？除了坚持，谢霆锋别无选择。于是，他只有坚持，坚持在嘘声盖过音乐的舞台上大声歌唱，直到欢呼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；坚持在片场亲身上阵，即使被钉子扎穿脚底，也是草草包扎就继续拍摄，收工的时候，脱下的鞋子里满是鲜血。

　　我问谢霆锋，回顾往事，他是否会有经历万千、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叹。他答：“我只觉得幸运，因为谢霆锋经历过香港娱乐圈的黄金年代。”“我出道的那个年代，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单从音乐说，我们录音是用母带的，一首歌要录三四天，一张专辑要一个月，不像现在的数码式音乐。当然，销量也要好很多，以前一张唱片可以卖几十万张，现在？几万张就要开香槟庆祝了。不是说现在的艺人不好，只是环境变了，他们也要跟着变。”

　　在香港乐坛，谢霆锋除了做歌手之外，还帮其他艺人监制唱片。他常常接到这样的电话：“我的艺人只有4个小时，请你帮他（她）录好。”他回答：“好。第一，他必须唱得非常好，第二，他要对歌曲很熟，第三，把所有的歌词背好。”结果呢？“人进来，完全没有准备好。好吧，先练习一下。练一个小时，又用半个小时休息吃饭，还有两个多小时，我看你怎么录？”

　　“有没有人曾经激到你摔门而去？”

　　“有，就挂电话，好，我不录了！”

　　“后果如何？”

　　“后果？后果就是找别人录啊！就别找谢霆锋写歌啊！我也不是唯一会写歌的人！”

　　但是谢霆锋自有他无可替代的地位。在帮莫文蔚写过《看透》之后，一个月内，他接到几十个艺人的电话，要他帮忙写一首那样的歌曲。他的回答像一盆冷水，泼透了那些准备趁热打铁、再炒一把的野心：“你不是她，我也不能为你写出这样的歌曲。音乐是缘分，不能把别人的东西搬到自己身上，一定要从心而发。唱歌，不是念歌词，而是要唱出自己心里的故事。”